有一种中国人制造的车子，全世界有4亿家庭使用。

　　在中国它的市场占有率达70%，在美国达40%。

　　和一般车子不同，它的使用往往需要监护人。

　　这种车取名“好孩子”。

　　7月5日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江苏调研。在“好孩子”集团产品陈列室，望着琳琅满目的童车和各式婴幼儿产品，听着在当前国际经济不太景气情况下，“好孩子”在产品价格上涨15%，一季度出口仍增长了56%，温家宝说：“看了你们这个工厂，我觉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”接着，温家宝又幽默地说，“今天我可以多吃一碗饭了！”

　　反而反其道行之

　　叶仲荃步伐很快。

　　几次想跟上他，几次被甩在身后。尽管头上有几道皱纹，可他全然不像“古稀”之人。

　　他终在办公室安坐下来，记者却又在这个总经理助理的话中陷入云雾。

　　“我们的目的是自己打败自己。”似乎颇有玄机。

　　2007年，一本名为《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》的书先后在美中两国畅销，作者萨拉是一位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，前商业记者。她在2005年做了个实验———全年不用中国货，结果一家人的生活变得一团糟，“以后10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。”面对10美元一双的中国童鞋和60美元一双的意大利童鞋，她不得不承认，“价格最终总是战胜我们的价值观。我们根本无法拒绝中国出售的产品。”

　　凭借价格利器，“中国制造”在十几年间席卷世界，尤其最近五六年，“世界工厂”的地位已经无可置疑、无法捍动———目前，全世界70%的鞋和玩具，50%以上的PC、手机、彩电、空调，40%的纺织品都在中国生产。

　　“好孩子”却不同。非但不以价格取胜，反而反其道行之。在欧洲，它甚至卖到每辆700欧元的“天价”。

　　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：去年以来，价格这个战无不胜的“中国利刃”开始变钝。人民币升值、出口退税下调、劳动力变贵、原材料涨价，多项因素叠加，而全球性衰退在告别世界经济二十多年后卷土重来，难免让高度依赖外需的“中国制造”阴云密布。

　　“好孩子”此时在全球的热销，凭个啥？

　　在昆山市陆家镇，略显发福的好孩子集团总裁宋郑还步伐灵活。

　　他在一辆色彩鲜亮的船型童车前停下脚步，捧起车子，两手轻轻一扭，手推车变成了一件小巧的行李。

　　“船型车是我们的首创，非常漂亮！棒极了！”他毫不吝惜地大声赞美，“折起来可以放在飞机行李架上，在欧洲市场是抢手货。”

　　快步走到另外一件看起来很大的童车前，他一只手就把它变成了可轻松提起的小物件。

　　“瞧，多棒！”他把车子举起来，仿佛是骄傲的父亲把孩子举过头顶。“单手折叠是我们的专利。在美国，这款车简直卖疯了！”

　　美国权威市场调查公司———弗若斯特沙利文集团的市场调查报告显示，在北美、欧洲和中国三个主要市场，平均每销售1000辆婴儿车，就有435辆来自“好孩子”，“好孩子”占有率高居第一。去年，“好孩子”以35亿元销售额成为当之无愧的“童车大王”。

　　“好孩子”的前身是江苏昆山陆家中学的校办工厂。它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色彩：老师们要生产一种叫做微波炉的产品。尽管现在已经很普遍，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，这种产品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无疑比现在的奢侈品还要奢侈。

　　现实当然也很残酷，产品没有销路，教师的20多万集资款眼看就要泡汤，同时还欠了银行、镇政府、其他单位一屁股债，即使把工厂全部卖掉还钱，还要欠80多万元。

　　没有退路了。数学老师宋郑还被领导点名接手这个烂摊子。

　　一开始，宋郑还到上海的工厂跑，为的是拉一些小活干，做玩具，做小汽车轮子。“只要能做的都做”宋郑还并不掩饰。

　　搞童车是个偶然。

　　1989年，宋郑还比照一张躺椅的图片，用钢管搞出一个小模型，摆在办公室里。被一个年轻工人看到后说蛮像童车。一句话点醒梦中人。他马上为模型装上轮子，翻起来是婴儿车，翻过来是躺椅。

　　这个发明被专家认为“真正是一个创新的东西，是世界上没有的”。

　　“要生产的话需要很多投入，当时负债多，根本不可能。”叶仲荃讲起“好孩子”第一个发明至今仍有点遗憾。拿去申报了专利，卖了，4万元。

　　尝到甜头后，宋郑还发明创新的想法更多了。四功能的、多功能的各种童车源源不断地设计出来。

　　直到一次定货会上，一款童车被炒到了15万元的“天价”。宋郑还猛然意识到“好孩子”设计的东西是市场上不多见的产品，于是打定主意：不卖了，抱回家自己生产，取名“好孩子”。

　　自此，“好孩子”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，而自主创新成为其反而反其道行之的“利刃”。

　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

　　“做世界上没有的产品”、“自己打倒自己”，是上世纪90年代初“好孩子”蹒跚学步时就喊出来的。

　　那时，“好孩子”的多功能童车刚一问世便风靡全国，市场上很快出现了大批冒牌货，而打官司的结果几乎是可以预见的：即使赢了官司也输了市场———耗不起那个时间和金钱。

　　“为了一直处于领先地位，我们便自己打败自己。一件产品刚设计出来，别人还没来得及仿造，我们便跟着升级换代。”

　　嘴里吃一个，筷子夹一个，碗里盯一个。“好孩子”的速度是惊人的。

　　从1997年开始，每半天就能做出一个新设计。10年之后的2007年，“好孩子”累计申请国内外专利3151项，是江苏的重点专利大户，并被确定为全国70个企事业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单位之一。如今的“好孩子”，平均每辆车子上都有五六项技术专利，公司的新产品储备量达到两年以上。

　　“我们的目标很简单，就是成为世界品牌。”叶仲荃满脸红光，“赚钱就到国外去。”

　　奋压前行。不只是企业，更有政府。

　　严格地说，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和自主创新的主体。尽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，但是转型经济的特征仍然明显。昆山、苏州、江苏各级政府在“好孩子”的成长过程中不但扮演者自主创新体系构建者的角色，而且在创新体系的构建中还进行针对性的创新。在此情况下，服务作为软环境成为重要的生产力。

　　江苏省科技部门先后将好孩子集团列为全省企业专利工作试点单位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推进计划单位、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单位和知识产权重点联系单位，帮助“好孩子”建立童车关键技术及外观设计的国内外专利信息数据库，这些，为企业进行产品开发和国内外市场分析提供了支撑。

　　“几乎每一个科技局局长都是我们的常客。”叶仲荃感慨：“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是企业进军世界市场的利器，也是保护企业的坚强盾牌。”

　　叶仲荃认为，近年来，国家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正日益浓厚，但在具体做法上还有不足的地方。其中一个重要问题，就是目前我国对被侵权者赔偿额过低，客观上纵容了侵权。“目前我国的司法体系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，主要采用的是‘填平原则’，即把被告的侵权所得补偿给原告，而不是惩罚性赔偿的原则。这种赔偿办法不利于制止恶意侵权行为，侵权成本低，而维权的成本太高。”

　　“好孩子”成立了知识产权办公室和法律事务室，与工商、专利管理部门及司法机关联手打击不法厂商的侵权行为，近年来，通过法律程序，胜诉几十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。

　　于是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在国际经济不景气情况下“好孩子”还能提价15%。

　　定价权并非国外大企业的特权。“你不用威胁我。如果今天你们离开华坚，后悔的一定是你们。”这是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扔给他的德国买主的谈判结束语。两个月后，德方果然屈服，同意华坚提价20%。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个别企业。今年前5月，东莞出口的鞋子，平均单价上调了27.3%。

　　“中国制造”已经在升级转型，像“好孩子”这样的企业，早已不再停留在制造环节，而是向设计、研发这样的“微笑曲线”两端延伸。他们已经跨越了生存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，尽管离真正的“中国创造”还有距离，但他们已把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。

　　借鉴《南方周末》在《中国制造的成年礼》中所言，中国制造之前是日本制造，日本制造之前是美国制造，日本人发明了丰田生产方式和全面质量管理，美国人发明了福特生产线和6个西格玛质量管理法，这两个国家还都诞生了一大批伟大的、名垂青史的企业和企业家。相形之下，能够用来概括“中国制造”甚至“中国创造”的令人信服的东西远远不够。但“好孩子”无疑是个希望。